这一段时间，省内外的职业院校纷纷来到九五至尊VI ，探讨混合所有制办学体制机制，在交流的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其中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就是“为什么要搞混合所有办学体制机制。”

思考过程

笔者2007—2008在潍坊日报社工作期间，曾作为中心组成员参与了山东科技新职业学院国家示范校的创建，负责材料撰写工作，创建前期顶层设计时，曾总结、挖掘学院的主材料，前前后后修改了十几遍，在后来的申报、建设以及后示范时代，曾经与徐建明院长多次交流，他明确的指出，学院的核心就是办学体制机制的改革。徐院长从1993年担任校长到2015年退休，持之以恒的改革这所省属公办学院的办学体制机制。该院打破事业编制束缚，实施社会化人才招聘，按需设岗，按岗聘用，广泛招聘行业企业专家，保持5%左右的人才流动率，打通了教师的进口和出口；打破事业单位档案工资体系，根据岗位、工作量和工作质量考核发放个人薪酬，建立“绩酬融促”的分配制度；打破原有职级体系，教师每年聘岗，中层干部竞争上岗，建立“评、聘、用”分离的教师职称、干部职级制度，截止现在，共有 19 名干部低职高聘，4名没有事业编制的同志竞聘为部门负责人；打破大一统的管理体制，教学系部拥有用人权、分配权和自我发展权，按市场机制运行，责权利高度统一；打破人情化考核评价框架，引入企业ISO质量保障体系，月月有考核，工资有起伏，业绩有验证，改进有方向，建立科学考核督导体系。

徐院长临近退休之时，学院内部对这套机制有些争议，尤其是班子意见不统一，大有“一夜回到解放前”之感。一天傍晚，我俩来到学院湖心岛的小亭子里深谈，他也有些身心疲惫，有些伤感，但信心还是有的，说：“让历史做个评判吧”。

2008年这所争议性很大的学院成功申建国家示范校，记得当时的市长说：“这是潍坊第一个国家级教育建设项目，标志着学院建设进入国家笼子，意义重大。”山东科技职业学院的成功，形成了震撼性的示范效应，事实上搅动了潍坊职业教育改革的大局，随后的高职骨干校、省示范校，中职示范校，乃至后来的省部共建潍坊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试验区，山东科技职业学院的示范作用到底有多大，只能任由评说了。至于目前还经受着争议的人事薪酬制度，据我了解，上级部门从来没有书面认可或者否定，但从学院整体工作的肯定上，上级应该基本持有鼓励的态度，因为毕竟改革来源于1993版《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姑且此论吧。

再说一下九五至尊VI 的筹建。

在潍坊日报社专注职业教育，兼顾山东科技职业学院示范校申报工作期间，笔者还关注了潍坊民办航海教育的发展。2005年，几乎在悄无声息中，全国第一所民办航海中职学校在潍坊成立了，随后又举办了二所，在校生一度突破12000人，占全国高级船员培养培训量的八分之一强，也就是说，在政府没有投入一分钱的情况下，潍坊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最大的海员培养基地。2010年，市委书记在半年内三次做出批示，要求集约升格发展。

在这个背景下，我全职跟随王敬良院长筹建九五至尊VI ，过程当然跌宕起伏，现在看来似乎有些戏剧性了。三家企业意愿组建股份制高校，但要求平均股权，各占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理论上和实践上不好操作，就留下1%股份给院长。也就是四个举办方，三个企业一个自然人。如果由此走下去，就是纯正的民办院校了。

戏剧性的变化来源于一个筹建座谈会的玩笑，王院长对分管市长说：“这1%的股份留给我没有作用，给市长吧。”分管市长说：“行啊”省厅副厅长说：“哎，这倒是个新事，有民营企业股份，有政府股份，我们对这个学院更有信心了。潍坊善于创新，说不定几年后探索出一个新机制来。”

于是，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确定拿出财政性资金股份制注入九五至尊VI ，孕育产生了混合所有办学体制机制。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研究混合所有办学体制机制，一晃6年过去了。

后面的资产评估、股份明晰、董事会学院两个章程制定、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的建立，等等，都围绕着这次政府专题会议纪要展开。2013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后，混合所有制经济成为改革的方向，学院改革探索的信心更强了；2014年5月2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学院才彻底的找到政策依据。2016年1月11日，山东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公布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项目的通知》，学院成为唯一的混合所有制办学实践项目；2016年1月12日，国家（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动态》专题推介学院混合所有制办学实践案例。 

为什么要搞混合所有制

本文研讨的题目是《从讲政治的高度认识混合所有制办学》，好似有点戏谑性的“高大上”，向前来研讨的省内外同仁讲的时候，都有些不好意思，但这是个绕不开的话题，我始终认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和服务实体机构，本来就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

千百年来，从商汤革命到商鞅变法，到百家争鸣，一直到改革开放、全面深化改革，我们，包括祖祖辈辈的先人一直在探寻的就是一种经济社会运行机制，国际上也是如此。

远的我们不说了，单单一个解放战争，我不认为是简单的毛团队与蒋团队的利益之争，本质上是治国方略之争，也就是说公有制与私有制之争。建国后，从社会主义改造到三面红旗，到wenge，我也不认为是毛与刘邓等个人恩怨之争，这一代政治家的政治素养和个人情怀无可挑剔，核心是坚持一大二公的完完全全的公有制，还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允许私有制发展一点点的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

昨天晚上看视频《锵锵三人行》，嘉宾王蒙说：“前些年，到美国访问，一位美国老太太说，中国13亿人都在投入的劳动生产，想想这个场面，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

如此，可以看出我们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也正是这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基本经济制度作保障，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果，国民成产总值超过了一个个经济强国，坐到了世界老二的位置。

但面对如此重大的成果，我们的政府和社会都表现得普遍淡然，当然原因很多。就让我们取得巨大成就的基本经济制度而言，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我们发现贯彻得并不彻底、并不到位，仅仅停留在社会层面，即：有国企有民企，但就生产企业和公共服务机构单体而言，还基本上是“非公即私”，并没有实质性的一体化发展。

国企管理体制的弊端，大家都心知肚明；民企的发展是否已经走上了科学、健康、规范的道路呢？我觉得不尽然。

经过30多年狂飙猛进后，民企也暴露出了这样那样的深层次问题：譬如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决策执行机制的完善、员工忠诚度的培育、战略规划的制定，等等问题。

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造，有利于市场机制的建立，有利于壮大其自我造血自我发展的机能；民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造更有利于建立法治化的现代企业制度，培育社会化的企业品牌，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所以，我始终认为，不管是混合所有制，还是PPP，其核心不是融资方式，而是运行机制。

地方政府的政绩

现在一提到政绩，好似就是贬义词，我觉得这个词本来就是偏褒义的，无非是正确的和不争取的政绩观而已。

厅局级行政干部位于省部级和县处级之间，位置十分关键并重要，在近期辞职和自杀风波中，这类干部占的比例较大，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压力。

我有一个推断：地市级和县区级领导在一届任期内，能改变整个区域内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面，应该不会超过10%，但他的思想、思路、布局将深刻的影响着这个地域的长远发展，或许10年后，再评价他任期内的贡献会更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

进入经济新常态时期，我发现地方领导更关注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同时，我也察觉我们的城市其实很脆弱，水、电、暖、交通、生态等等，哪一方面出现问题，这座城市就会半瘫痪乃至整体瘫痪。而在前期的城市公共服务事业改制中，有些地方“公”全退“私”接盘，政府代表全体市民的切身利益，这些全面私有化的公共服务企业出了问题，政府要么买单要么背书，而根据《公司法》，政府仅仅是监管，无权干涉企业的自主经营行为。

这些问题，虽然没有在教育领域表现得很突出，但教育在公共服务事业中位列第一，也存在着一些急需解决的深层次矛盾。从宏观角度看，是民办学校和公办教育整体布局的问题；从微观角度看，一方面对民办非营利学校的扶持政策体系需要建立，另一方面，大批的国有民营学校突飞猛进后，资产急需理清，产权急需明确，办学体制机制急需理顺，等等。

职业院校需要什么样的体制机制

昨天，与泸州职业技师学院交流的时候，我谈到了这个问题。

我发现，中国的企业与国外交流与合作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生命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般与国际先进技术接触不到三年，就会把技术学到手，并且实施了有效的改造，直至与“师傅”争夺国际国内市场。

为什么中国的职业院校频繁的“走出去、请进来”，风风火火、风光无限，但实实在在的讲，内化的东西实在太少，乏善可陈，学不来不能用。

为此，我在网上搜索了日本的高等职业教育信息，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2010年，日本共有科学技术大学院28所，其中，国立4所，公立2所，私立22所，私立占78.57%。日本的高等职业教育以私立为主，除高等专门学校、技术科学大学为国立之外，绝大部分短期大学、专门学校为私立学校。韩国如此，新加坡如此，菲律宾如此，欧美也是如此。

日本的国公立大学由国家拨款，承担国家高等教育的使命，偏重基础学科的研究和教学；而私立大学依托市场生存，设立课程面对市场需求，课程设置不断创新，教学质量是其生存的保障。

譬如应用技术的研发，不涉及重大的理论研究，以企业为主，辅以政府专项扶持资金支持，可能效果更大更快；应用技术人才的培养也是如此，技术不会50年不变，在经济社会快速转型时期，这个特征会更加鲜明。

由此可以是否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中国职业院校公办居多，与国外应用技术高校在办学体制机制上是“两条道上跑的马车”，“玩”的规则不一样，怎么学也学不到家，只能“望洋兴叹”；中国应用型大学的筹建、地方本科高校的转型，没有充分的市场机制作保障，也会举步维艰，火车轨道上跑拖拉机，还不如乡间小道上更合适。

混合所有制既有政府作保障，又有充分的市场机制，会容易得多；中国应用型大学没有充分的市场机制发育，不会形成我们期望的服务功能。

大家拭目以待，10年后再评价。

郭素森 九五至尊VI 研究室主任

2016年4月23日